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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方思维方式冲突

2000-03-12 来源:文摘报  我有话说

卢秋田

精彩极了!这是先睹为快者对本文的一致评价。

文章处处充满生动、机智却又深邃、富于思考,决无学术文章式的枯燥乏味。

作者在欧洲工作生活了26年,是现任中国驻德国大使。

关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界定

东西方这几个字,范围很广,比如说东方,包括很多国家,我这里所讲的东方主要讲我们中国。其实,我们中国的思维方式跟日本是有差异的,但是亚洲作为整体,相对欧洲,又有它的共性。

其实欧洲如果细分,许多国家的思维方式亦有差异。比如,东欧跟西欧,南欧跟北欧的思维方式就不同。同样一个国家,德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,南德和北德也有差异。但我今天不可能那么细的讲,只能把欧洲同中国来比较,说他们之间的差异,细的就不说了。

德国人有时跟我开玩笑说,你知道我们跟法国人有什么不同吗,比如说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在临死以前,你问法国人,你死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?法国人的回答是我想喝一杯最好的香槟酒。又问德国人,你死前有什么愿望?他说如果我还有力气的话,我想再作一次报告。这就是德国人,喜欢作报告。

思维方式有哪些特点

第一个特点,思维方式有它的普遍性和广泛性。也就是说,一种思维方式渗透在各个领域,甚至于我们平常经常见到的现象,往往也反映某种思维方式,比如一个美国人给日本人写信,日本人看美国人的信,他一看马上就上火。因为美国人在信的开头,将自己的要求放在最前面,开门见山,后面才讲些客套话。日本人为了保持心理的平衡,把美国人的来信先看后面。而美国人看日本人的信,开始越看越糊涂,不知道对方要说明什么问题,到信的末尾有几句才是他要说的问题,前面都是寒暄等等。美国人读日本人的信也是倒过来看。这种不同的写法反映出不同的思维方式。

第二个特点,民族思维方式形成以后,有相对的稳定性。一个德国人,一个日本人,一个中国人,三个人坐火车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去巴黎,这三个人坐在一个车厢里。突然上来一位客人,因为车厢有4个位子。这位客人拿了一个鱼缸端上来,放在空座上,德国人开始问端鱼缸的人,“您能告诉我一下,这鱼是什么名称,在生物学上应该如何归类,有哪些特性?它们在科学上有什么意义?”这是德国人向这位客人的发问。日本人听完德国人的话以后就问,“请问这位先生,这个鱼我们日本能不能引进?如果根据我们日本的气候和水温、水质,这个鱼能不能生长?”问完以后,轮到中国人来问了,“这种鱼是红烧好吃还是清蒸更好吃一点?”这表明三种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特点。

第三个特点,思维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不断发展的。比如说,我们现在不少年轻人已经具有了竞争的意识,效率的意识,时间的意识,务实的意识,比较讲究实际。这跟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的社会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,这些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必然反映在思维方式上的变化。

第四个特点,思维方式的差异有时感觉得到但很难说清楚,也不容易反馈给对方。一次,我们有一个代表团出访以后,举行告别宴会,准备答谢一下接待的主人。答谢宴会的气氛非常热烈,双方都认为,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,签订了合作的协议。但当代表团走了以后,主人跟我讲,我跟你是老朋友,我告诉你实话,我非常讨厌这位团长。我说,你们刚才不是谈得很好,双方都很满意吗?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不满意的地方?他说,这是无法说的。我说你告诉我是什么问题。他说当我进来的时候,这位团长握我的手的时候他的眼睛看着站在我后边的一个人,竟然还跟他讲话,可是却握着我的手,这是对我的人格的侮辱,他为什么蔑视我呢?因为他们国家的习惯,握住谁的手,必须眼睛看着谁。可惜这位团长没有机会,也永远不会有机会听取这个主人对他的意见。

还有一件事也是无法反馈的。有一年,荷兰有位高级的贵宾到中国来访问,安排他的夫人参观幼儿园,那天下着毛毛细雨,她到达幼儿园门口时,看见一群孩子站得笔端笔正的,在园门口迎接她,她看到这些感觉到心里不舒服。然后参观幼儿园的教室,进去以后,每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们都背着手,面部表情非常严肃。她很快结束了参观。回国后,她请我到家里观看她拍的参观幼儿园的幻灯片,她说这是我这次访问心里感到最不舒服的一场,天下着毛毛细雨,为什么让孩子到门口来,为什么孩子都是这样笔端笔正地坐着,五六岁的孩子应该是非常调皮的,吵吵闹闹是正常的,这才像幼儿园。

我们出访的代表团,在活动最后一般都是交换礼品,交换礼品的时候,我们送给德国人的礼品,对方立即打开并表示感谢。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我们代表团的人就跟我说,为什么他们都急不可耐地看礼品,是不是对我们送的礼品不放心,我说,不是,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。反过来,德国人也对我提意见,我送给中国人的礼品,他们为什么不打开看一看,是不是对我的礼品不感兴趣。我说,不是的,他们到了旅馆以后,绝对会打开欣赏。这些都是很小的问题,但反映思维方式的差别。

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

第一,是义利关系问题。一般来说,西方人重利轻义,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。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,印象很深。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候我还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工作。当时使馆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散发《毛主席语录》,西方称其为当时中国的“圣经”或“小红书”。有一天一个荷兰人进来说,要一本毛主席“小红书”,我就给了他。他说这种式样的小红书我也有一本,不过内容不一样,我说是语录吗?他说我不告诉你,明天我寄给你看看。后来我收到了,跟毛主席语录大小一样,但是封面上写着“跟中国人做生意的秘诀”。这个题目很吸引我,我一口气读完,使我大为吃惊。

这本书开始讲,“目前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,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高于一切,一切都是算政治帐,不算经济帐。你现在不是参加广交会吗,必须注意要通过你的行为表明你是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的,这样你就被列入广交会组委会里的国际友人,这样你就能财源滚滚。你千万不要以为价格和质量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要算政治帐”。接下来一段就指点你应当如何表现。“第一,你到了广州以后,无论多晚,都应该告诉组委会,说我已经到达了,而且要表达这样的愿望,就是我非常愿意欣赏你们的样板戏,尤其是《红灯记》,麻烦你们千万给我安排一场。第二,手提包里要放毛主席语录,而且跟中方谈判的时候,拉开提包的时候要轻轻的,不露声色地把这本语录似乎不经意地露出来,让中方的主人看到以后再把提包拉上。第三,在你西服里的衬衫上面必须要戴上毛主席像章,这个像章现在中国大使馆在广泛散发,你完全可以免费领到。”最后结论是:“这一切,在当时的中国人都认为是绝对重要的原则,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手段,你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了”。

现在有不少人常常讲缘分,但“缘”这个字在外文中是翻译不出来的。

第二,是整体性和个体性问题。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,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。比如中医和西医,中医强调的是整体,西医不一样,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,它重视整体中的局部。中西医在哲学思想上是有不同的。

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差异还表现在交往中,例如中方代表团到了德国以后,德国接待的主人问今天晚上你们喜欢吃西餐,还是去中餐馆吃中餐?我们有的代表团的答复往往是“随便”,“客随主便”。翻译成英文是“up to you”,德文是“Wie Sie wollen”他们对这样的答复难以理解,他们说一听到“随便”这个词就头疼,不知道怎么弄好,不好操作。我们思维方式深处,认为客随主便是礼貌的表现,是对主人的尊重,可西方人不这样看,这就是区别。

我们再反过来看看,欧洲的代表团到中国来,你问他今天干什么,他一定不会说“随便”,一定会明确表明自己的愿望。今天就吃西餐,或者就吃中餐,而中国人往往较少表示个人的愿望,比如外方接待我方代表团,对方问,各位想喝什么?如果团长说喝茶,后面几位可能也都说喝茶。人家奇怪,怎么一个说TEA,就TEA,TEA全下去了。

第三,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的问题。我们中国人是在哲学上强调“天人合一”,“和为贵”,“求同存异”,或者”求大同存小异”,而西方人比较主张标新立异。

另外,我们在感谢对方接待时往往是这样几句话:你们国家很美丽,你们人民很友好,你们接待很周到,等等。他们认为万里迢迢从东方到西方,难道没有任何一点不同的感觉,为什么一律都是这么三句话呢?后来有一个代表团走的时候,除了三句话以后,他说,我现在想提点建议。这几个人马上很认真听,想听听代表团离开前的建议。第一条建议是希望你们介绍材料能译成中文。第二条是你们这个牛肉能不能煮得烂一点,血淋淋的实在受不了。第三点希望你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能有所了解。他们听了感觉特别好,听到了不同的意见。他们表示,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做到,做不到的我们也知道你们喜欢什么了。

第四,是东西方感情表达方式的差异。我讲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我在卢森堡当大使的时候,正好国内送来电影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我怕他们看不懂,就把故事梗概译成外文,预先发给他们看,放映前又请人介绍了一下。我觉得他们一定看得懂了,电影结束后搞了一个招待会,就问他们看懂了没有。他们说,看懂了,但看得很累。我说为什么觉得累?他说十八里相送,祝英台对梁山伯的暗示我们听来很累,用那么多的暗示来表达爱情,为什么不直接说一句“I LOVE YOU”呢。他们说,故事的年代、情节同《傲慢与偏见》基本上一样。而伊丽莎白和达西可不是这种表达的方式。我说这是中国人表达感情的细腻,我们认为这是美,你们可能认为外露是美。他说他不能理解。

第五,是我们思维方式里经常有意会性。他们是一种直观性。比如我们有些文章或在生活中喜欢用暗示,或者喻古论今。这种含蓄需要你去意会,所谓此处无声胜有声,这与西方人的直观性不太一样。

最后再讲一下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。一个是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不一样,中国长期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造成我们大陆文化的民族心理。这种心理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强调一种乡土情谊,一种乡邻的情谊。我们不是说,人生有四大喜事吗?久旱逢甘雨,他乡遇故知,洞房花烛夜,金榜题名时。“他乡遇故知”这在德国很淡漠,他们如果在国外遇到一个同乡,不会很激动,而我们的华侨,在外面有很多同乡会,西方人一般没有同乡会。我们经常讲本土本乡,甚至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等等。这些跟我们的长期农业社会都很有关系。还有落叶归根的思想,这都带有很浓厚的情,这种情的因素恰恰在西方很淡薄。

另外从哲学和文化体系角度说,我们受影响深的是儒家哲学,而他们是基督教文化。儒家哲学体系里强调的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首先是修身第一位,也就是讲究道德文化,这种道德文化里恰恰强调的是一种义。另外还有君子之交淡如水,也强调的是义。当然现在有些变化,现在有的主张义利兼顾。再加上我们的哲学思想强调综合,他们的哲学思想强调的是分析,就分别形成了侧重整体思维或个体思维的差异。

这些东西文化的差异不能说谁优谁劣,这是客观形成的,我们讲这些是为了了解对方,而且应该相互学习,取长补短。(《海上文坛》第3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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